锦衣卫官署离皇宫虽近，诏狱却处于半地下，兼之墙厚门重，杨埙竟没有听到鼓声，听说孙忠竟为自己去敲了多年不鸣的登闻鼓，吃了一惊，呆了半晌，才叹道：“孙老，你是皇亲国戚，贵不可言，而我只是个漆匠。为什么你一力相信我没有杀人，还要替我出头？”

    孙忠道：“你虽只是个漆匠，却以手艺为傲，从不自轻自贱，脾性甚合我胃口。况且我也不全是为了你。”叹了口气，道：“昔日王振祸乱朝政，人们都说只有我孙忠能与他相抗，可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太上皇北狩之后，我常常想，如果我不是那么自私，只想着自己清静安稳，早些挺身而出，或许大明就不会有这么大灾难。”

    杨埙道：“可是孙老实在犯不着为了我去敲登闻鼓。”

    孙忠道：“登闻鼓就是让有冤屈的人敲的，没有人敢敲的话，它只是一面普通的鼓。锦衣卫屈打成招，让小杨你受了这么大冤屈，我老头子也该出来做点事了。”又转头问道：“于少保为了江山社稷劳心劳力，天下景仰，他可知朱指挥而今的所作所为？”

    朱骥道：“于少保虽是我岳丈，然兵部与锦衣卫互不统属，该上报兵部的事，他老人家自然知道。”

    孙忠道：“瞧你这小子，年纪轻轻，当上了锦衣卫长官，倒神气活现起来了。你才几斤几两……”

    杨埙忍不住笑出声来，道：“好了，孙老别再骂朱指挥了，他没有冤枉我，我们是在演戏。”

    孙忠一惊，道：“什么，演戏？”

    朱骥见杨埙说出真相，只得道：“我早相信不是杨匠官杀人，只不过不知对头真面目，所以想将计就计，引对方现身。”

    孙忠问道：“那你为何要在堂上拷打杨埙，还将他当作死囚对待，让他多受苦楚？”

    朱骥道：“我怀疑绑架杨匠官的朱公子，就是之前到锦衣卫大狱杀死杨行祥的凶手。他能无声无息地潜入戒备森严的诏狱杀人，想必有内应在此。虽则狱卒韩函已死，锦衣卫大多将校殁于土木堡，但难保他没有别的眼线。我有意折辱杨匠官，也是为了让眼线看到。”

    孙忠这才明白究竟，转头骂道：“死小子，不早说，害得我奔去敲了登闻鼓。”

    杨埙忙道：“这件事，只有我、朱指挥和于少保三人知道，目下加上孙老，也只有四个。”

    孙忠很是意外，问道：“于少保也知道这件事？”

    朱骥点了点头，道：“我曾经和杨匠官一块查案，了解他的为人，相信他不会杀人，尤其不会杀死心爱女子的亲人。我岳父于少保也信他。当时在蒋骨扇铺，于少保亲口问是不是杨匠官杀人，杨匠官明明可以当面说出经过，好尽快洗脱嫌疑，但因为事涉凝命宝，他绝口不提，可见他将大局看得比自己清白还重。后来我将杨匠官所述转告于少保，于少保说这是个忠心可托的人，不如将计就计，引蛇出洞，于是才有了后面的好戏。”

    杨埙道：“哎，那可不叫什么好戏！朱指挥事先没有说清楚，只跑来牢房问我信不信得过你，撂了一句话就走了。结果第二天就在公堂上将我打得死去活来，还要夹我手指。那一刻，我差点儿就怀疑你是不是也变成一意邀功请赏的昏官了。”

    朱骥正色道：“这也是不得已，我担心隔墙有耳，所以才事事小心，我既信得过杨匠官，我相信杨匠官也信得过我。至于公堂上动刑……”

    杨埙道：“这我倒是理解，对手如此厉害，安排下如此天衣无缝的陷害计划，不将戏码做足，怎能引他上当？”与朱骥相视一笑。

    一旁孙忠很是感动，站起身来，道：“二位如此心照不宣，肝胆相照，那我更要配合好好演一场戏了。”

    忽扬手扇了朱骥一巴掌，怒道，“明明是屈打成招，还要将人锁成这样，不是有意弄死他，好杀人灭口吗？”

    又走进去拉开牢门，朝外叫嚷道：“大家听好了，给我老头子作证，锦衣卫长官朱骥不准人探视犯人，还要弄死杨埙，杀人灭口……”

    朱骥忙道：“这里是诏狱，请孙国丈小点儿声。”

    孙忠道：“怎么了，我连登闻鼓都敲了，在这里喊几句话还不行？”

    朱骥大感头疼，换作旁人，还能命校尉直接拿下，可对方是国丈，又一把年纪，决计不能动手，只好问道：“孙国丈要入狱探望杨埙，我已经破例应允了，您老人家还想要怎样？”

    孙忠道：“新皇帝不是说了吗，锦衣卫要重新彻查此案，务必以真相大白天下。既有冤情，就表明杨埙还不是死囚，先把重枷去了。”

    今晚当值的副千户白琦亦跟来了大狱，见长官很是难堪，忙上前低声劝道：“孙国丈不是普通人，他敲了登闻鼓，皇帝接报后却将案子又发回锦衣卫，摆明不给他面子，他心中气不过，今晚铁了心要来大闹锦衣卫。不如先听他的，先打发他走再说，免得弄得人尽皆知。”

    朱骥便顺势道：“那好，就听孙国丈的。来人，去了杨埙的死囚大枷。”又赔笑道：“孙国丈，这里寒气重，您老小心身子，我先陪您上去。关于杨埙的案子，您有什么疑问，尽管提出来，咱们慢慢商议。”

    大枷戴上不易，通常要用锤子击打楔子，才能固住，脱下亦十分困难，得用大斧劈开枷板。死囚牢房狭小，难以展身。副千户白琦听长官下了令，便命校尉将杨埙架出来，带去狱厅脱枷。

    刚到狱厅，巡城御史邢宥便引人抬着一副担架进来。邢宥道：“朱指挥，我正找你。”

    朱骥见担架上躺着一个人，随口问道：“他是谁？”邢宥道：“是个死人。”

    原来最近京师内外盗贼蜂起，景帝朱祁钰为此不得不下诏道：“擒获者不分首从，俱处以死；能自首或自陈同盗者免罪，仍给以不自首者家赀之半。”

    尽管如此，仍不能平息，是以官民人人警惕。就在不久前，有人欲往运河中抛尸时，被一警觉的船夫看到，以为是强盗，遂高声叫喊了起来，惊动了附近的巡城御史邢宥，忙引兵来捉。那两人丢下尸体，竟只凭两柄匕首，便杀出官兵包围圈，然后趁夜色逃脱。

    朱骥细细一看，才见那死人已是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不禁皱眉道：“既是如此，邢御史将尸首交给兵马司处置即可，为何还绕远道抬来锦衣卫？”

    邢宥道：“我跟两名贼人照了面，虽然只有微弱的灯火照亮，但还是能认出他们就是之前闯入兵部盗取机密文书的一男一女。”

    数月前，有一男一女假扮军士混入兵部官署，虽被漆匠杨埙撞破，但仍然成功盗走了机密文书《军资总会》。之后二人还曾闯入蒋骨扇铺，欲杀知道其相貌的杨埙灭口。后虽全城贴出图形告示，也只侥幸寻回了《军资总会》，始终未能将二人擒获。官府以为二人早已趁瓦剌军进击时逃离了北京，不想今晚巡城御史邢宥竟意外在运河边上遇到了二人。

    邢宥又道：“这就是那对男女欲抛弃的尸体，我猜他多少跟二人有所关联，所以才抬他来锦衣卫。”

    朱骥本已放弃追捕那对男女贼人，料不到忽然又有线索出现，忙道：“孙国丈还在这里，邢御史稍等我一下。”

    邢宥日夜忙于巡城捕盗，尚不知道蒋鸣军命案，见杨埙被架在一旁脱枷，好奇地问道：“杨匠官犯了什么事？”朱骥道：“说来话长。”

    一旁孙忠亲眼见到杨埙身上的大枷脱下，这才略感满意，又指着朱骥的鼻子道：“我以后每天都要来看望杨埙，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再去敲登闻鼓告御状。”

    朱骥道：“是，是，我当面向孙国丈保证，绝不敢亏待杨埙。我这里还有公务。白千户，你代我送孙国丈出去。”

    白琦应了一声，引着孙忠出去。

    校尉正待押解杨埙回牢房，杨埙忽指着担架上的尸体道：“我认得这个人。”

    朱骥与邢宥交换一下眼色，登时大喜过望，忙命校尉扶杨埙过来，道：“杨匠官可看清楚了，你当真见过这个人？”

    杨埙却又摇头道：“没见过。”

    邢宥奇道：“杨匠官刚刚不是还说见过他吗？不妨再仔细看看，他被人痛打过，脸有些变形了。”

    杨埙道：“我说我认得，没说见过。认人不一定要靠眼睛，我闻过这个人，他身上有股独特的狐臭味儿，隔老远便能闻见。”

    邢宥低头猛吸一口气，道：“好像是有一股子骚味，是不是尸臭？”

    一旁有名叫李立的狱卒插口道：“天气冷得这般厉害，泼水成冰，这个人死了还不算久，应该不会有尸臭。况且尸臭也不同于狐臭。”

    朱骥道：“你叫李立，对吧？我记得曾跟仵作伍汉学过验尸，那你过来闻闻，看是什么臭味。”

    李立走过来，小心翼翼地伏下来，往尸体周围嗅了一遍，起身告道：“肯定不是尸臭。至于是不是狐臭，小的就不知道了。”

    杨埙很是不屑地道：“你们还怀疑漆匠的鼻子吗？”

    邢宥道：“杨匠官可还记得在哪里闻过这个人？”

    杨埙“嘿嘿”了两声，摇头笑道：“说不得，说不得。”

    朱骥上前一步，低声道：“怎么，杨匠官有意不说，是要报复我白天动刑拷打于你吗？”

    杨埙笑道：“当然不是，而是我若当众说了出来，就等于证明你朱指挥屈打成招，刚刚了结的是一桩错案冤案。”

    朱骥骇然而惊，转头看了一眼尸体，问道：“他……他跟……”

    杨埙笑道：“那个死人，就是绑架我的朱公子的手下。”

    朱骥闻言一怔，微一凝思，退开几步，低声与邢宥商议了几句，遂命道：“来人，开了杨埙手足镣铐。他有关于男女贼人的重要线索，那件案子事关兵部机密，应优先办理，先准许杨埙戴罪立功。”

    进来官署，朱骥屏退侍从，只留邢宥、杨埙二人，先对邢宥说了详细经过。邢宥这才知情，奇道：“杨匠官当真受过二十杖吗？我看你似乎没什么事啊。”

    杨埙笑道：“这当然是朱指挥命人做了手脚。只不过有外人在时，我得装出伤重不能行走的样子。但适才我戴着重铐大枷可不是假的，若不是孙国丈出面，怕是我现下还被锁在牢房中，一动不能动呢。”又叹道：“真是僵卧牢房不自哀啊。”

    邢宥笑了一笑，又问道：“我带回来的尸体，杨匠官能肯定就是其中一个绑架者吗？”

    杨埙道：“朱公子用刀划伤我的脸的时候，就是那有狐臭的人站在我身后，一只手勒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按着我的头，我死都记得他的气味。”

    邢宥道：“果真就是朱公子手下的话，又跟那男女贼人有什么关系呢？”

    杨埙道：“那有狐臭的人成了那副模样，比我还要凄惨，显然经过拷打折磨。如果不是结下了私人恩怨，凶手有意令他多受苦楚，便是要从他口中盘问什么。”

    朱骥道：“那对男女贼人之前闯入兵部时已露了形容，被全城通缉，抛头露面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们捉住那有狐臭的人加以折磨，之后又冒险弃尸，应该不是为了复仇。莫非他们也想从朱公子那里得到什么？”

    杨埙道：“这下不是更好了，两件案子合二为一，只要我们追捕到朱公子一伙，便可以顺藤摸瓜，将以前那件断了线的无头案子接起来。”

    邢宥道：“朱指挥不惜对杨匠官用苦肉计，预备如何追捕朱公子一伙呢？”

    朱骥道：“我已经派了精干人手，日夜监视相关嫌疑人。等摸清对方底细后，便可立即拉网搜捕。”

    邢宥道：“既已有了嫌疑人，朱指挥为何不将他秘密捕来审问？以锦衣卫的手段，应该有办法让他开口。”

    杨埙笑道：“这我绝对相信。朱指挥手下能人甚多，有个千户见我挨了二十杖还不肯招，立即出主意，要用刑具夹我双手。我是手艺人，这可绝对是我的软肋呀，于是不得不屈服，按照朱指挥的授意胡乱招供了一通。”

    朱骥颇为尴尬，只道：“因为我们手里没有任何凭据指证对方，万一他抵死不认，或是如杨匠官所言，胡乱招供一通，甚至牵连无辜进来，那事情岂不是要糟？”

    邢宥道：“那好，就按朱指挥的计划来。对了，要不要重新发出那对那女贼人的通缉告示？”

    杨埙笑道：“关于这个，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不如将那具尸体连夜交给地方官府，顺天府也好，兵马司也好，明日让他们公开招领无名尸体，并以杀人罪名通缉那对男女贼人。如此，朱公子便知道手下遭了旁人毒手，就算不立即报复，也应该会有所行动吧。”

    朱骥拍手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们预料在蒋鸣军一案公告前，朱公子一伙肯定会按兵不动。若是将朱公子手下尸体抛出去，或许能就此激怒他，引诱他出动人手，寻找仇家。”

    三人商议一通，朱骥仍命校尉将杨埙押入牢房囚禁，自己与邢宥分头行事。

    * * *

    [1]常德公主：明宣宗朱瞻基第三女，母孙皇后。正统五年（1440年）下嫁薛桓。朱瞻基有二子三女：长子朱祁镇（明英宗），母孙皇后；次子朱祁钰（明景帝），母贤妃吴氏；长女顺德公主，母胡善祥（宣宗原配皇后）；次女永清公主，母胡善祥；三女常德公主。

    [2]后来朱元璋当上皇帝，将患难之妻马氏立为皇后，这便是著名的大脚马皇后。朱元璋对妻子一直敬重有加，大臣、平民靠马皇后婉转进言得保性命者不在少数。她曾劝朱元璋道：“我常听说夫妻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和我贫贱时过的日子，也愿不忘和群臣过的艰难日子，有始有终，才是好事呢。”马皇后病危时，自知病重不治，怕连累医生，不肯服药，还说：“生死有命，祷祀何益？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马皇后死后，朱元璋十分悲痛，之后不再立皇后，由此来表达对马皇后的尊重和怀念。又，浦江（今浙江）有郑氏，家族和睦，十代同堂，名传道还，当地人称为“义门”。元朝时，官府赐给郑家一块“天下第一家”的匾额。朱元璋即位后听说了此事，颇感兴趣，将郑氏家长郑谦召到京城相见，问他家中人口共有多少。郑谦回答说：“一千有余。”朱元璋赞叹说：“一千多人同居共食，同心合力，世所罕有，确实是天下第一家啊！”于是赐给了他丰厚的礼品让他回去。马皇后在屏后听了他们的对话，心有不安，连忙传话给朱元璋说：“陛下当初一人举事，尚得天下；郑谦家千余人，倘若举事，不是太容易了吗！”朱元璋听了不免为之一惊，急命中官再召郑谦，问他道：“你治理家族，也有什么方法可循吗？”话到这里，杀机已现，郑谦稍有不慎，立即便是灭顶之灾。但郑谦的回答很令人意外：“没有其他的诀窍，只是不听妻子的话罢了。”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朱元璋听了才释然一笑，不再追究，安心地放他回家了。这一次，明太祖虽然没有完全接受马皇后的意见，却又恰恰表现出他对马皇后的重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成功，离不开妻子的辅佐，既然郑谦从不听从妻子的话，便认定他成不了大气候。

    [3]小明王：名韩林儿，元末民变领袖韩山童之子。韩山童祖父为民间白莲教首领，被谪徙永州。韩山童继续传教工作，声称天下将大乱，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又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原之主，藉以鼓动百姓起事。至正十一年（1351年）与刘福通等聚众起事。部众以头裹红巾为标志，故被称为“红巾军”。韩山童被推奉为明王，不久遭捕杀。刘福通等红巾军将领迎韩林儿至亳州（今安徽亳州），立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以亳州为都城。后亳州失守，韩林儿退驻安丰（今安徽寿县）。当时韩林儿虽有帝名，但实权为刘福通掌握，外出将领大多不受约束，政权建设很差。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安丰受张士诚部将吕珍围攻，韩林儿被名义上尚属大宋政权的朱元璋救出，安置在滁州（今安徽滁州），从此受朱元璋挟制。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遣廖永忠接韩林儿至应天（今江苏南京），途经瓜步（今江苏六合县南瓜埠），沉之江中，宋亡。

    [4]胡濙精通医术为历史真事，曾与戴思恭讲《内》《难》诸经，推仲景为医学正宗。著述有《卫生易简方》一书。此书为胡濙游走四方寻找建文帝下落时，广泛收集各地民间单方验方编成。书中分为诸风、诸寒、诸暑、诸湿等145类病证，共396方，主张方宜简易，多数方剂药仅一、二味，且多为易得之品。本书还附有服药忌例22条及兽医单方47首。现存多种明、清刊本。戴思恭，元代神医朱丹溪（绰号朱半仙，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滋阴派”创始人，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得意的弟子，曾广为民间百姓诊治疾患，名气极大。明朝洪武年间，被征为正八品御医，授迪功郎。由于戴氏疗效特别好，每次都能药到病除，所以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器重。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朱元璋得病而久治不愈，下令逮捕医官，唯独慰勉戴思恭道：“你是仁义人，不用怕。”仍重用他。不久，朱元璋病逝。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将诸多侍医治罪，唯独提升戴思恭为太医院使。永乐三年（1405年）戴思恭去世，享年82岁，明成祖朱棣亲撰祭文，派人祭奠，称其为“国朝之圣医”。

    [5]冰糖葫芦：中国传统名小吃，宋代时便有明确记载：“冰糖葫芦，乃用竹签，贯以山里红、海棠果、葡萄、麻山药、核桃仁、豆沙等，蘸以冰糖，甜脆而凉。”传闻最初始于宫廷。南宋绍熙年间，宋光宗宠爱的黄贵妃生了病，不思饮食，日渐憔悴，御医对此束手无策。宋光宗不得不张榜求医。一名江湖郎中揭榜进宫，为黄贵妃诊脉后道：“只要用冰糖与红果（即山楂）煎熬，每顿饭前吃五至十枚，不出半月病准见好。”黄贵妃照办后，后来这种做法传到民间，小贩为了方便，又把它串起来卖，就成为了冰糖葫芦。北方冬天最常见。

    [6]古人执行死刑一般放在秋冬季节，称为秋决。理论上并非一定要在秋天，而是在秋冬两季均可。但因秋天在先，春夏两季以及之前积累下的死刑判决一般在当年秋天便可执行了，所以大多在秋天执行。秋决的做法最早形成于西周时期，汉朝时形成定制，以后历代都遵守。秋决制度与古人的天人合一观念有关。古人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人行事应该处处顺应自然。春夏乃是万物滋长、生命欣欣向荣的季节，不宜执行死刑。而秋冬季节则是万物萧条、生命凋谢的季节，此时执行死刑才是顺应自然的。因此，除犯了谋反等大罪的人要立即处决之外，一般的死刑都要留待秋冬季节执行。又古人在行刑时间上还有其他一些禁忌。比如唐宋时期规定正月、五月、九月为断屠月，每月的十斋日为禁杀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明朝时，国家进行大的祭祀活动时也禁止行刑。另外，行刑当天的具体时间也规定在下午1点到5点之间。过时则要等到第二天。

    [7]周代王宫分“朝”和“寝”两部分——“朝”即朝政，指代王城，是国君和大臣决策处理政务之处，是行使最高权力的地方；“寝”即是宫城，是国君和王族成员居住和休息的场所。“朝”又有外朝、治朝、燕朝之分。对应三朝的则是三门，分别是：库门，即外门；雉门，即中门；路门，即寝门。外朝在库门之内，是中枢官署所在地，譬如大司败断狱决讼即在此处；治朝又称正朝，在雉门之内，是大臣每日朝见国君的地方，是王宫最重要的大廷所在，凡重大的政治活动如献俘、册命、听朔多在这里举行。祭祀王室祖先的宗庙也在正朝中；燕朝则在路门之内，是国君听政的地方。古者视朝之仪，臣先国君而入，国君出路门立于宁，遍揖群臣，则朝礼毕，再退回燕朝处理日常政事，诸臣则至外朝官署治事处治文书。

    [8]龙江：今黑龙江省龙江县。

    [9]桃源：今湖南桃源县（属常德市）。古名武陵。宋太祖年间，地方转运使张咏（其人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及《交子》）根据朝廷析武陵县之政令，在实地考察之后，建议置桃源县。理由是其地有桃花源胜地及桃川宫。桃花源因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而得名。桃川宫位于桃花源桃源山，始建于晋代。

    [10]与登闻鼓紧密相关的还有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执行的“重囚处决三复（覆）奏”制度。前面提过，由于“三复奏”制度的执行，死刑往往要拖延午后才能执行，即戏曲中常常出现的午时三刻处斩。但若死囚家属在死刑执行前敲了登闻鼓的话，官员上报皇帝，皇帝觉得有冤，会立即派校尉赶到刑场通知暂停行刑。如果皇帝查验后决定继续执行死刑，时间通常到了晚上，起不到当众执行死刑以杀鸡骇猴的作用。针对这一点，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专门颁布诏令，“诏自今以申、酉行刑，不报”，禁止死囚犯临刑前击鼓，死刑必须在下午3～7点之间执行。但大臣浙江道监察御史陈逅认为死刑应该被慎重对待，皇帝应该提前而不是到临刑之时才重视。陈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请今后处决重囚，前期一日，该科之覆奏毕，即给驾帖，付锦衣卫监刑官亲请法司取囚赴市，次日依法行刑，限未刻以前毕事。复命如有鸣鼓诉冤者请于三覆奏以前封进，若覆奏已毕，虽有鼓状，无得辄受。违者悉坐以罪。”大概意思是，处决重囚的前一天，刑科报请皇帝复审案件，无误后，即发驾帖给锦衣卫监刑官，负责押解犯人到刑场，第二天再依法行刑。执行死刑在下午1点前结束。如果重犯家属要击鼓诉冤，必须在三复奏之前由官员递交给皇帝。一旦第三次复奏完成，即使有人再击登闻鼓鸣冤，也不得受理，凡是违反者都要治罪。明世宗同意，遂于嘉靖二年（1523年）下诏令曰：“鼓状照旧行，决囚准予未刻以前行事。”由此恢复了登闻鼓的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惊变 / 吴蔚著。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9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1310-0

    1。 1大… 2。 1吴… 3。 1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4。 1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8746号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董　理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杨荣刚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聂　强

    书　　名　大明惊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