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政富裕，民间也有大量富裕资金，这都是电器购买的潜在用户。依靠中川广播电台极广的覆盖面，西部特区轻巧的收音机重新在这几个国家热卖，成了炙手可热的产品。而卡式录音机也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了不少白鹰国和倭国中产家庭的首选。
电器产品的大卖，让汉兴集团公司大赚了一笔，也让电器成了药品之外，西部特区最大的收入来源。手中有着大把的资金，赵守宏才得以将大量工厂生产的军事物资购买过来，转而支援斯曼和罗刹帝国的作战。凭借着这段缓冲期，西部特区各个产业都开始向民用方向转型。
然而这样利用政府资金转型的案例仅此一个，其他各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倭国只是刚刚堵上一直以来的财政亏空，政府又急匆匆的开始了长门号战列舰的建造，结果在国家经济转型中，各大企业得不到来自政府的支持。
国内工业犹如一辆奔驰的火车，想要减速转弯却又没有刹车，结果造成了国内军用物资的大量积压，让各大企业都受伤不小。唯一没有受到影响的，是一直在生产民用产品的山田财团，他们虽然在大战中获利最少，却成功避过了因为盲目扩产和军事项目过多，而造成了流动资金不足问题。
在其他几大财阀求助于政府，希望能够向国家出售军用物资的时候，山田财团却突然宣布收购吴港的三家大型造船厂，并开始为自家财团设计建造新一代远洋货轮。在世界和平之后，山田财团要涉及造船和远洋贸易了。
比起倭国政府的毫无经验，白鹰国政府显然经验丰富得多。在发现本国有扩产过热的趋向之后，白鹰国发布了紧急的军转民动员令。国家开出奖励扶植资金，帮助各大企业将军工生产专项民用。
白鹰国政府同时与西大陆各国洽谈，向各国贷款以恢复经济，但其先决条件就是优先购买白鹰国的产品。白鹰国就这样以资金铺路，将本国的生产过剩转嫁到西大陆身上，让西大陆诸强获得紧缺物资的同时，又释放了多余的生产力，可谓一举两得。
世界经济在战后重建的经济危机中艰难前行，这让始终处于无保护状态之中的华兰国内经济遭受了一次严冬。当然这个华兰国内经济所指的，是除西部特区之外的其他地区。
在世界大战之中，因为全世界范围内的产品紧缺，促使内地商人大多投资工商业。尤其是那些生产轻工业产品的工厂，投资小建设快，只要投产就能产生大量效益，这让国内商人们趋之若鹜。可是当大战结束，各国生产力得到释放的时候，这种情况开始了不可预料的逆转。
各国产品的倾销，尤其是西部特区境内这种，可以绕过关税的销售体系，将大量产品倾销到华兰国内的各地，造成那些没有多少技术实力的商人纷纷破产。再加上国内局势动荡，军阀对地方巧取豪夺拼命盘剥，让建设工厂成了无利可图，甚至是危险的行业。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内地商人投奔西部特区。来到特区之后，银行给予的优惠贷款，宽松的投资环境、稳定的地方治安与透明的税收制度，加上层出不穷的扶植政策，让所有商人都感到兴奋。
只要心中有想法又扎实肯干，在特区内就有无限的可能。在一些大胆商人进入特区之后，他们很快将自己的经验通过书信的形式传播给好友，带动起更多的人投奔特区。
国内进入的审查相对宽松一些，这让华兰大部分工商业人士与各种人才开始向着西部特区汇聚。这种情况的愈演愈烈，更加剧了国内经济的波动，在没完没了的战乱之中，百姓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各地经济接连破产，商人们纷纷出逃，让军阀们筹集经费的目光再次对准了本就收入微薄的农民。国内的经济成了恶性循环，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百姓们的困苦让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新的救国道路，一条处于孙文海、袁隗之外的救国道路。
在红色罗刹国建立之后，尤其是他们连战连捷，打得罗刹帝国几无还手之力的情况，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很快居住于北华城的李钊发起成立华兰国第一个乌托邦学说研究会，用于研究布党所提倡的乌托邦注意哲学。这个颇具前瞻性的研究会很快受到了不少精英的关注，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焘等人相继加入到其中。
几乎是与此同时，曾经在光海城组织游行，与赵守宏有过一面之缘的陈庆同也在南华城内发起了差不多的一个组织。一南一北的两个乌托邦主义团体，开启了华兰国乌托邦主义研究的序幕。
对于始终将西部特区视为最大敌人的红色罗刹国来说，华兰国内的乌托邦主义萌芽，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好东西。在他们看来这种思想的萌芽，就是对付西部特区的天然工具。对于华兰国的重视，让布宁指派他的亲信维经斯基来华。
维经斯基知道布宁的想法，他对华兰国的乌托邦主义者表现的非常客气。很快他就在北华城和南华城，分别见到了李钊和陈庆同，并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末了他还邀请两人以华兰国乌托邦主义协会的名义，加入到第三国际之中。
对于乌托邦主义小组在华兰国的建立，赵守宏始终冷眼旁观。他知道这是后世华兰联邦的基础，是华兰国走向强盛的第一步。尽管如今它还十分弱小且不自信，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受到红色罗刹国的控制，但瑕不掩瑜。
他在前世所处的国家基础，本身就建立在这个政党的发展壮大之上。如果将这个党派消灭在萌芽状态，赵守宏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存在，所以他决定静观其变。在重点监视的同时，并不妨碍他正常的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