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婶那儿都冻死了，”她们在别处一见面就抱怨。“这么冷的天，都不装个火炉。”
“有人说他们的莲子茶撤下去拿给别人吃，恶心死了。”
“真怕上他们那儿去。二婶说的那些话，都气死人！”撅着嘴腻声拖长了声音。
“这回又说什么？”
“还不是她那一套？”无论怎么问也不肯说。
“熹嫂嫂真可怜，站在楼梯口剥莲子，手上冻疮破了，还泡在凉水里。问她为什么不叫佣人剥，吓死了，叫我别说，‘妈生气。’”
楼梯口搁着一张有裂缝的朱漆小橱，莲子浸在一碗水里，玉熹少奶奶个子高，低着颈子老站在那里剥。大房的二小姐搬了张椅子出来叫她坐，她无论如何不肯坐。房间开着，里面看得见。银娣这一向生病，刚起来，坐在床上，人整个小了一圈，穿着一套旧黑哔叽袄裤，床上挂着灰色的白夏布帐子。那张四柱铁床独据一方靠墙摆在正中，显得奇小。她说话也有气无力的，客人坐得远，简直听不见，都不得不提高了喉咙。
“你怎么啦，二太太？”大奶奶用打趣的口吻大声问，像和耳朵聋的老太太说话，不嫌重复。“怎么不舒服啊？怎么搞的？”
“咳，大太太，我这病都是气出来的呵。”
“怎么啦？你从前闹胃气疼，这不是气疼吧？找大夫看了没有？”她不说是媳妇气的，别人也只好装糊涂。
“害了一冬天了，看我瘦得这样。大太太你发福了。”
“肥了。”娇小的大奶奶现在胖得圆滚滚的，十足是个官太太。
“这才是个福太太的样子。”
“你福气呃，你好。可怎么这么娇滴滴起来了？怎么搞的？”
亲戚们早已诊断她的病是吃菜太咸，吃出来的，和她儿子长不高是一个缘故。她家的菜出名的咸，据说是为了省菜，其实也很少有人尝到。家里有事总是叫北方馆子的特价酒席，才八块钱一桌。平常从来不留人吃饭，只有她过生日那天有一桌点心，大家如果刚巧赶上了，就被让到外间坐席。她站在大红桌布前面，逐个分布粗糙的寿桃，眼睛严厉地盯在自己筷子头上，不望着人，不管是大人孩子。她不能不给，他们也不能不吃。
今年过年，她留下几个女眷打牌。她那天精神还好。玉熹少奶奶进来回话，又出去了。
“你不要看我们少奶奶死板板的那样子，”她在牌桌上说，“她一看见玉熹就要去上马桶。”
大家笑了一阵，笑得有点心不定。她为了证明这句话，又讲了些儿子媳妇的秘密，博得不少笑声。“这话我怎么知道的？
我也管不到他们床上。不过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男人家嘴敞，到了一起，什么都当笑话讲，他们真不管了。想想从前老太太那时候，我们回到房里去吃饭，回来头发稍微毛了点都要骂，当你们夫妻俩吃了饭睡中觉。‘什么都肯，只顾讨男人的喜欢，’这话不光是婆婆讲，大家都常这样批评人。
男人不喜欢，又是你不对。那时候我们都说冤枉死了。其实也是，只顾讨他喜欢，叫他看不起，喜欢也不长久。这是从前，现在是……真是我们听都没听见过。还说‘我们这样的人家’！“
这话辗转传到玉熹少奶奶耳朵里，她晚上跟他又哭又闹，不肯让他近身。两人老是吵，有时候还打架。银娣更得了意，更到处去说。人家也讲他们，但是只限于夫妻间与年纪相仿的人们。两个女太太把头凑在一起，似乎在低声讲某人病情严重。忽然有一个鼻子里爆出一声厌烦的笑声，重又俯身向前去咬耳朵，面有难色，仿佛听不惯耳朵。
“他们家就喜欢讲这些。”另一个抱怨着。
玉熹少奶奶病了。银娣先说是装病，拖得日子久了，找了个医生来看，说是气虚血亏，也就是痨病。银娣连忙给玉熹分房，搬到楼下去。
“照这样我什么时候才抱孙子？小痨病鬼可不要。你也要个人在身边，不能白天晚上往外跑，自己身子也要紧。我把冬梅给你，她也大了。”
他从来没考虑过他母亲这丫头，不但长得平常，他从小看惯了她是个拖鼻涕的小丫头。
最近还闹过，开饭的时候他看见她端着一碗汤进来。
“冬梅的指甲又泡在汤里，脏死了。叫她别这么拿着，又把大拇指掐在碗里。”
银娣这时候忽然发现她有些好处。“说她呆，还是厚道点好，有福气。她皮肤白，一白遮三丑，打扮起来又是个人。五短身材有福气的，屁股大，又方，是宜男相。不过是借她肚子生个儿子，家里这一向太晦气，要冲一冲。丫头收房其实不算，也不叫姨奶奶，就叫冬姑娘。我们还是叫她冬梅。”暗示这不妨碍他正式纳妾，等到手边方便点的时候。
现在根本谈不到，还是年年打仗，现在是在江西打共产党。鸦片烟一天比一天贵，那黝暗的大糕饼近于臼形，上面贴着张黄色薄纸，纸上打着戳子，还是前清公文的方体字，古色古香。那一大块黑土不知道是什么好地方掘来的，刚拆开麻包的时候香气最浓。小风炉开锅熬着，搁在楼梯口，便于看守。那焦香贯穿全房好几个钟头，整个楼面都神秘地热闹起来，像请了个道人住在家里炼丹药。大家谁也不提起那气味，可是连佣人走出走进都带着点笑意。
她每天躺在他对过，大家眼睛盯着烟灯，她有时候看着他烟枪架在灯罩上，光看着那紫泥烟斗嘴尖上的一个小洞，是一只水汪汪的黑鼻孔，一颗黑珠子呼出呼进，蒙蒙的薄膜。是人家说的，多少钞票在这只小洞眼里烧掉。它呼嗤呼嗤吸着鼻涕，孜——孜——隔些时嗅一下，可以看得人讨厌起来。的确是个累赘，但是无论怎么贵，还是在她自己手里，有把握些，不像出去玩是个无底洞。靠它保全了家庭。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气氛，满房间蓝色的烟雾。
这是家，他在堂子里是出去交际。
她知道他有了冬梅会安顿下来的。吃烟的人喜欢什么都在手边，香烟罐里垫着报纸，偎在枕边代替痰盂，省得欠起身来吐痰。第一要方便省事，他连他少奶奶长得那样都不介意。
冬梅烫了飞机头，穿着大红缎子滚边的花绸旗袍，向太太和少爷磕头，又去给少奶奶磕头，但是睡在床上被人向她磕头是不吉利的，生着病尤其应当忌讳。银娣自己不在场，预先嘱咐过女佣们，还没拜下去就给拉住了。
“就说‘给少奶奶磕头’。说也是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给冬梅又提高了身份。本来已经把前面房间腾出来给她，拣最好的佣人伺候她，叫她管家，夸得她一枝花似的。玉熹少奶奶躺在一间后房里，要什么没有什么，医生也不来了。她娘家听见了，从无为州叫人来看了她一次。银娣后来坐在房门口叫骂了三个钟头：“我们这儿苦日子过不惯，就不要嫁到我们家来。倒像请了个祖宗来了。要回去尽管去，去了别再来了，谢天谢地。我晓得是嫌冬梅，自己骑着茅坑不屎，不要男人，闹着要分床、分房。人家娶媳妇干什么的，不为传宗接代？我倒要问问我们亲家。他们要找我们说话，正好，我们也要找媒人说话。拿张相片骗人，搞了个痨病鬼来，算我们晦气。几时冬梅有了，要是个儿子，等痨病鬼一断了气马上给她扶正。”
她养成了习惯，动不动就搬张板凳骑着门坐着，冲着后房骂一下午。冬梅的第三个孩子，第二个儿子生下来，少奶奶才死。扶正的话也不提了。
十五
她有时候对玉熹说：“叫人家笑话我们，连个媳妇都娶不起？还是我恶名出去了，人家不肯给？”
“我不要，”他说。
“他也是受够了，实在怕了，”她替他向别人解释。“他不肯嘛，只好再说了。”
只要虚位以待，冬梅要是上头上脸起来，随时可以扬言托人做媒，不怕掐不住她。她现在还不敢，不过又大着肚子挺胸凸肚走出走进，那副神气看着很不顺眼，她又不傻，当然也知道孩子越多，娶填房越难。差不多的人家，听见说房里有人已经不愿意，何况有一大窝孩子，将来家私分下来有限，图他们什么？
孩子多了，银娣嫌吵，让他们搬到楼下去又便宜了他们，自成一家。一天到晚在跟前，有时候又眉来眼去的，叫人看不惯。玉熹其实不大理她，不过日子久了，总像他们是夫妻俩。
他还算有出息的。虽然不爱说话，很够机灵，有两次做押款，因为田上收不到租，就是他接洽的。找了人来在楼下，她没下去，东西让他经手，他这一点还靠得住，因为他要她相信他。东西到了他自己手里能保留多久，那就不知道了。她只希望他到了那时候懂事些。
她最大的满足还是亲戚们。前两年大爷出了事，拖到现在还没了，隔些时又在报上登一段，自从有了国民政府还没出过这么大的案子。亲戚们本来提起大爷已经够尴尬的，这时候更不知道说什么好。据说是同事害他，咬他贪污盗窃公款，什么都推在他头上。他被免职拘捕，托病进了医院，总算没进监牢。被她在旁边看着，实在是报应，当初分家的时候那么狠心，恨不得一个人独占，出去搂钱可没有这么容易。
他家只有他一个人吃这颗禁果，落到这样下场。向来都说姚家子孙只有他是个人才，他会不知道那句老话，“朝中无人莫做官”。
官司拖了几年，背了无数的债。大奶奶去求九老太爷夫妇，也只安慰了几句，分文无着。结果判下来还是着令归还一部分公款。他本来肝肾有病，恢复自由以后，出院不久又入院，就死在医院里。大奶奶搬到北京去住，北边生活比较便宜。那边还有好些亲戚，对他们倒还是一样，北边始终又是个局面。他们来了还有一番热闹。大家都说北京天气好，干爽，风土人情又好，又客气又厚道。
“北边好。”银娣对她儿子说。“说是北边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日本人来了是没办法，不犯着迎头赶上去，给人讲着又不是好话。”
这两年好几家都搬走了。生活程度太高，尤其是鸦片烟。
在上海越搬越小，下不了这面子，搬到内地去仍旧可以排场相当大。有时索性搬到田上去住，做起乡绅来，格外威风。明知乡下不平定，吃烟的人更担惊受怕。
“祖上替他们在上海买房子，总算想得周到，”银娣对她儿子说。“到他们手里搞光了，这时候住到土匪窝里去。”
在上海的人都相信上海，在她是又还加上土著的自傲。风声一紧，像要跟日本打起来了，那家新乡绅吓得又搬回来了，花了好些钱顶房子，叫她见笑。上海虽然也打，没打到租界。
她哥哥家里从城里逃难出来，投奔她，她后来帮他们搬到杭州去，有个侄子在杭州做事。也去了个话柄。
上海成了孤岛以后，不过就是东西越来越贵。这些人里还就是三爷，孵豆芽也要在上海，这一点不能不说他还有见识。有一个时期听说大爷每月贴他两百块，那时候大爷是场面上的人，嘴里说不管他的事，不免怕他穷急了闹出事来，于官声有碍。三奶奶那里也每月送一百块，大爷向来是这派头，到处派月敬，月费。世交，老太爷手里用的人，退休了的姨太太，以及她们收的干儿子干女儿，往往都有份。大爷一倒下来，她最担心的就是三爷怎么了，没有月费可拿了。好久没有消息，后来听见说他两个姨奶奶搬到一起住了。
“现在想必过得真省。两个住在一块儿倒不吵？”
“人家三爷会调停。我们三爷有本事。”
“他现在靠什么？”
“他姨奶奶有钱。”
“哪一个呢？她也养活她？”
“我们三爷有本事嘛。”
“他也不容易，年纪也不小了。他那个小少爷脾气。”
这都是揣测之词。大家都好些年没看见他。他用的人又是一帮，不是朋友荐的就是“生意浪”带来的，与亲戚家的佣人不通消息，所以他们这三个人的小家庭是个什么情形，亲戚间一点也不知道。年数多了，空白越来越大，大家渐渐对他有几分敬意。在他们这圈子里现在有一种默契，任何人能靠自己混口饭吃，哪怕男盗女娼，只要他不倒过来又靠上家里或是亲戚，大家都暗暗佩服。
“说是现在从来不出去。楼都不下。”
她记得他曾经笑着对她说：“老了，不受欢迎了。”其实那时候还不到四十岁，不过没有钱了，当然没有从前出风头。
他这人就是还知趣。他热闹惯了的人，难道年纪大了两岁，就不怕冷清了？他一辈子除此以外，根本没有别的生活。
人家说他不冷清，有人陪着，而且左拥右抱，两个都是他自己拣的。他爱的是海——两瓢不新鲜的海水，能到哪里？他不过是钻到一个角落里，尽可能使自己舒服点，想法子有点掩蔽，不让别人窥视，好有个安静的下场。这一点倒跟她差不多。她近年来借着有病，也更销声匿迹，只求这些人不讲起她。他那边的寂静仿佛是个回声。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年数隔得越久，那点事迹也跟着增加。她对他有一种奇特的了解，像夫妻间的，像有些妻子对丈夫的事一点也不知道，仍旧能够懂得他。他至少这点硬气，不靠亲威，家里给娶的女人他不要了，照自己的方式活着。他是最受不了寂寞的人，亏他这些年闷在家里，倒还是那样，她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变了个人。——穷极无聊倒也没来找她。这些年不见，也甚至于想着可以借两个钱。他知道没用。他就是还识相。
她看着他跟她差不多情形，也许是带着一厢情愿的成份。
但是事实是处境与她相仿的人越来越多。自从日本人进入租界，凡是生活没有问题的人都坐在家里不出去做事，韬光养晦。所以不光是她的亲戚们，所有洁身自好的市民都成了像她那样，在家里守节。现在她可以名正言顺地节省起来，大家都省。她叫冬梅自己做煤球，蹲在后天井里和泥，格子布罩袍后襟高高撩起，搭在一方大屁股上，用一把汤匙捏弄着煤屑，她做得比佣人圆。
不过她还是不会过日子，银娣火起来自己下厨房，教女佣炒菜，省油，用一只毛笔蘸着油在锅里划几道。玉熹吃不惯，要另外添小锅菜，她也怕传出去又是个话柄，不久就又推病不管了。家里外表也仍旧维持从前的规模，除了辞掉厨子，改用女佣做饭，现在许多人家都这样。不像卜家现在就是卜二奶奶自己下灶。卜家人多，一向闹穷，老太爷老太太都还在。
娇滴滴的卜二奶奶，老爱吃吃笑着，从前跟她们妯娌们一见面就大家取笑的，现在总是上菜上了一半的时候进来，热得脸红红的，剪短了的头发湿粘粘的，掠在耳朵背后，穿着件线呢夹袍子，像个小母鸡，站在一边，仿佛事不关己，希望不引起注意。人家让她上桌，称赞今天菜好，她只帮着夹菜，喃喃地说声：“哦，虾球还可以吧？这两天虾仁买不到。”
“卜二奶奶真有本事，会做全桌酒席，”大家啧啧称赞，其实是骇笑。“就跟馆子里一样。炒鸡蛋炒得又匀又碎，鱼鳞似的，筷子都搛不起来。”
在沦陷的上海，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当自警团。家里没有男佣人的，都是花钱论钟头雇人。他们是卜二爷自己去站岗。
玉熹亲眼看见，回来告诉她，卜二表叔瘦高个子，戴着黑边大眼镜，扛着肩膀，扬着脸似笑非笑的，带着讽刺的神气，肩上套着根绳子，斜吊着根警棍，拖在袍襟上。
“他们人多，”她说，“我们人不多？”她现在孙子一大堆，不过人家不大清楚，他们很少出来见人。
现在一提起她家总是说：“他们现在还是那冬姑娘？”憎恶地皱着眉笑着，扮个鬼脸。
“就是她一个？也没有再娶？……
几个孩子了？“
她没给儿子娶填房，比逼死媳妇更叫人批评。虐待媳妇是常事，年纪轻轻死了老婆不续弦，倒没听说过。
她听见了又生气，这些人反正总有的说，他们的语气与脸上的神气她都知道得太清楚了，只要有句话吹到她耳朵里，马上从头到尾如在目前。她就是这点不载福，不会像别的老太太们装聋作哑，她自己承认。
有许多亲戚都不来往了。有人问起：“二太太还是那样？”
还是一提起来就笑。“怎么老不听见说？”
“她有病，”机密地低声解释，几乎是袒护地。“她是胆石。”
她有病是两便，大家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找她，她自己也有个藉口。
“他们现在怎么样？”
“他们有钱，”声音更低了一低，半目夹了目夹眼，略点了点头。
“现在还是那冬姑娘？几个孩子了？”
孩子太多，看上去几乎一般大小，都是黑黑胖胖的，个子不高，长得结实，穿着黄卡其布短裤，帆布鞋，进附近一个弄堂小学。到了他们这一代，当然都进学堂了。家长看不起这些学校，就拣最近、最便宜的，除此以外也无法表示。放了学回来，在楼下互相追逐，这间房跑到那间房，但是一声不出，只听见脚步响，像一大群老鼠沉重地在地板上滚过来滚过去。楼下尽他们跑，他们的父母搬到楼下住了。那一套阴暗的房间渐渐破旧了，加上不整洁，像看门人住的地下层，白漆拉门成了假牙的黄白色，也有假牙的气味。下午已经黑赳赳的，只有玉熹烟铺上点着灯。冬梅假装整理五斗橱上乱七八糟的东西，看见旁边没人，往前走了两步，站在烟铺跟前。她的背影有一种不确定的神气，像个小女孩子，旧绒线衫后身往上缩着，斜扯着粘在大屁股上方，但是仍旧稚拙得异样。
“买煤的钱到现在也没给。”她咕噜了一声，低得几乎听不出，眼睛不望着他，头低着，僵着脖子，并没有稍微动一动，指着楼上。
玉熹袖着手歪在那里，冷冷地对着灯，嘴里不耐烦地嗡隆了一声，表示他不管。
一群孩子咕隆隆滚进房来，冬梅别过身去低声喝了一声，把他们赶了出去。
楼上因为生病，改在床上吸烟，没有烟铺开阔，对面没有人躺着也比较不嫌寂寞。一个小丫头在床前挖烟斗，是郑妈领来给她孙子做童养媳的，拣了个便宜，等有便人带到乡下去，先在这里帮忙。银娣叫她小丫头，也是牵冬梅的头皮，有时候当着冬梅偏要骂两声打两下。现在堂子里成了暴发户的世界，玉熹早已不去了，本来是件好事，更一天到晚缩在楼下。
这冬梅太会养了，给人家笑，像养猪一样，一下就是一窝。她这样省俭，也是为他们将来着想，照这样下去还了得？这年头，钱不值钱。前两年她每天给玉熹三毛钱零用。堂子里三节结帐，不用带钱的，不过他吃烟的人喜欢吃甜食，自己去买，出去走走，带逛旧货摊子，买一只破笔洗，一锭墨，刻着金色字画，半只印色盒子，都当古董。自己家里整大箱的古玩，他看都没看见过，所以不开眼。三毛钱渐渐涨成一块，两块。改了储备票又一直涨到二百块，五百块。今年过年，大家都不知道给多少年赏。向来都是近亲给八块，至多十块，远亲四块。照理应当看她给多少，大房不在上海，她是长房，不能比她多给。所以她生气，那天卜二奶奶来拜年，她拦着不让她多给钱，就把这话告诉她，让她传出去给姚家这些人听听，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现在大房搬到北边去了，老九房只有儿子媳妇，九老太爷夫妻俩都过世了。这些亲戚本家就是老九房阔，不过从前有过那句话，九老太爷这儿子不是自己的，其实不是姚家人，不算。剩下还就是她这一房还像样，二十年如一日，还住着老地方，即使旺丁不旺财，至少不至于像三房绝后。大房是不必说了，家败人亡，在北京，小女儿又还嫁了个教书的，是她学校的老师。人家说女学堂的话，这可不说中了？大奶奶不愿意，也没办法，总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是师生恋爱，”大家只笑嘻嘻地说。“从初中教起的”。年纪那么小！二儿子在北京找了个小事当科员，娶的亲倒是老亲，夫妻太要好了，打牌，二少奶奶在旁边看牌，把下颏搁在二少爷肩膀上。大奶奶看不惯，说了她两句，这就闹着要搬出去住。
——还打牌！人家还是照样过日子。
“大太太现在可怜罗，”大家都这么说。“现在大概就靠小丰寄两个钱去。”
她大儿子在上海，到底出过洋的人有本事，巴结上了储备银行的赵仰仲，跟着做投机、玩舞女。他少奶奶也陪着一班新贵的太太打牌，得意得不得了。等日本人倒了怎么样？德国已经打败了，日本也就快了。她对时事一向留心，没办法，凡是靠田上收租的，人在上海，根在内地，不免受时局影响。
现在大家又都研究“推背图”，画的那些小人一个个胖墩墩的，穿着和尚领袄裤，小孩的脸相也很老，大人也只有那点高，三三两两，一个站在另一个肩上，都和颜悦色在干着不可解的事。但是那神秘的恐怖只在那本小册子的书页里，无论什么大屠杀，到了上海最狠也不过是东西涨价。日本人来不也是一劫？也不过这样。日本败下来怕抢，又怕美国飞机轰炸，不过谁舍得炸上海。熬过了日本人这一关，她更有把握了，谁来也不怕，上海总是上海？
又不出头露面，不像大房的小丰，真是浑。他大概自以为聪明，只揩油，不做官。想必也是因为他老子从前已经坏了名声，横竖横了。大爷从前做过国民政府的官，在此地的伪政府看来，又是一重资格，正欢迎重庆的人倒到他们这边。
“仗着他爸爸跟祖老太爷，给他当上了赵仰仲的帮闲。”她对玉熹说。
“小丰现在阔了。”大家背后笑着说，还是用从前的代名词，“阔”字代表官势。但是从前是神秘的微笑，现在笑得咧开了嘴。见了面一样热热闹闹的，不过笑得比较浮。民国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自己人，还客气，现在讲起来是汉奸，可以枪毙的。真是——跟他们大房爷儿俩比起来，那还是三爷。
三爷不过是没算计，倒不是他这时候死了，又说他好。去年听见他死了，倒真吓了一跳，也没听见说生病。才五十三岁的人，她自己也有这年纪了，不能不觉得是短寿。当然他是太伤身体，一年到头拘在家里，地气都不沾，两个姨奶奶陪着，又还不像玉熹这个老是大肚子。他心里想必也不痛快，关在家里做老太爷。替他想想，这时候死了也好，总算享了一辈子福，两个姨奶奶送终。再过几年她们老了，守着两个黄脸婆——一个是老伴，两个可叫人受不了，听说两个姨奶奶还住在一起替他守节，想必还是一个养活另一个，倒也难得。